我对吴东方说:“老公，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那我如实地告诉你，目前的中国，既没有大陆宣传得这么好，也没有国外媒体描绘得那么差。
自从改革开放以后，中国的老百姓逐步由贫穷走向富裕，这是一个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，但是，贫富差别也在扩大；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标准的理念确立后，人们逐步从教条主义和本位主义中走了出来，有了自己的思维空间和生活方式，但自由度与西方比还有一些差距；中国的经济开始了全面、持久的加速，国力明显强大，但由于急于求成，加之市场机制还不健全，也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、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；中国的法治观念开始觉醒，法律法规正在逐步完善，但权力扰法的现象还时有发生，某些有着深厚官僚背景的恶势力尚未被彻底铲除。
这些概括，主要是我个人的观察加上我父亲这批人的思想影响而形成的，不一定非常准确。
你要真正了解中国，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去住一段时间，做一些事，亲自的体验和感受是最靠得住的。”
吴东方说:“你概括得准确不准确都没关系，但你能够作出这样的判断已证明你有超于常人的思维能力。
待毕业之后，我一定会去中国的。
我想，文学只能作为一种爱好和修养，趁年轻的时候，还是要以创业为主。
我听说中国目前在投资上有两大热点，房地产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商。
但是，我对这两个领域都没有太大的兴趣，我最想做的就是与文化相关的产业，能赚钱最好，不能赚钱只要能得到锻炼和乐趣也值得。”
我思考了一下，说:“北京有个新东方，是专门从事出国留学英语考试培训的，现在做得风生水起，在文化界教育界的影响也很大。”
吴东方说:“这个面也太窄了，名义很好听，实际上还是借出国潮赚快钱。
我想建立一个企业化的中欧（欧洲以法国为中心）文化交流机构，在欧洲介绍中国文化名人名著，在中国介绍欧洲文化名人名著，这样，我俩的爱好和专业知识都能派上用场。”
我说:“你的想法是好的，很有创意。但是，实施起来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，且不说中欧文化上的差异所产生的阻隔，就是在文化管制和市场推动上也会有一些麻烦。”
吴东方说:“只要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，越是有困难，就越是有挑战性，也就越能刺激我的斗志。当然，现在只是个设想，什么时候实施，还要看时机。”
我说:“那就等待时机吧。”
我剥了一个橘子，一半掰给了吴东方，一半留给了自己，转移了话题，“你说己经读完了《红楼梦》，说说你对这本书的看法。”
吴东方吃了一片橘子，微笑了一下，道:“看来你是在考我。面对考官，我还得实话实说。
我评价一部文学著作是否伟大，有一个简单的标准，就是看它是否让我感动或引起我的深思。如果二者兼有，那是最伟大的；若只有其一，也算可以了。
比如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就属于最伟大的。而《红楼梦》与它相比，就逊色了不少。
从结构、语言、人物等方面来看，《红楼梦》是中国文学名著出类拔萃的，尤其是贾宝玉、林黛玉、薛宝钗等几个主要人物，性格鲜明、复杂、生动。同时，书中所展现的清代礼仪、礼制和习俗，也让我增加了知识。
可以说，这部书有让我深思的地方，但并没有让我有多大感动。我从中文杂志上看到，许多红学家认为《红楼梦》比欧洲的所有名著都要伟大，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。不知你以为如何？”
我说:“这部书我高中时就读过，因为嫌其啰嗦冗长，读了一半，就没有读下去。
到了大学，又从头至尾读了一遍，算是有了个粗略的了解。
觉得它的优点，与你刚才说的差不多。缺点是枝蔓太多，叙事繁复，许多人物雷同（尤其是丫鬟侍女）。
要说它的社会历史意义，应该是有的，但与红学家所吹嘘的相去甚远。
这部书既没有让我感动，也没有让我深思，只是让我增加了一些历史和文学知识。
我曾时常反思，是我的文学水平太低还是另有其因？后来得出的结论，主要是后者。
这部书问世以来，褒贬不一，褒者主要是一些文化名流，贬者主要是稍有文化的平民。这本来很正常。
但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因为有名人大加赞赏，说是这部书从一个家族的盛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。这种加持就使得社会对它的评价一边倒——除了吹捧，还是吹捧。尤其是数量越来越多的红学家，从来没有指出过它的任何缺点，而是挖空心思地求证它的伟大和精妙之处。
当然，宣传机构也不允许批评它的缺点。这样一来，就将《红楼梦》奉为神作。
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不相信神，但现代造神事件却层出不穷。
中国不是没有伟大的文学作品，从庄子的作品到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，再到现代的《白鹿原》、《平凡的世界》、《艳阳天》等，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作。”
吴东方说:“看来你不仅对《红楼梦》，而且对整个中国文学都很了解，很有独到的见解。
为了支持你，也为了给我们今后的文化事业铺路，我决定先投资五十万欧元创立一家文化公司，以书店为基础，书店中主要经营的是你喜欢的中国名著和欧洲名著。
书店和文化公司的名字由你起，产权也归你所有。”
我忙说:“名字由我起可以，但产权应该是我们两人所有。”
吴东方说:“你对法国的法律可能还了解不深。
你成为我的妻子，已经是法国公民，但是，你如果是一家公司的投资人，那没有这层婚姻关系你也可以取得法国绿卡，并且无论是在财务支配上还是参加社会活动上，都要方便得多。
我这是为你着想，你就不必跟我客气了。”
我心中非常感动，有点挑逗地说:“我可不会经营，万一公司亏损或倒闭了，我可赔不起呀。”
吴东方说:“书店和公司我会物色人帮你经营管理，假如发生亏损，由我承担；盈利了，你转入自己的卡上。
我在结婚前给你的那张卡上只有三十万欧元，是爷爷给的，能否快速增长，与公司的经营状况就有联系了哟。”
三天后，我给公司和书店起的名字都叫“to rouse”。
“rouse”其实最早是个法语词汇，它来自古法语ruser，是训鹰中的一个术语，本指鹰扇动翅膀的动作。它在1066年诺曼征服时被英语所用。
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是个训鹰高手，他的文中多次出现“rouse”这个词，并为它赋予了新的含义——to rouse，意即“觉醒”或“醒来”。
我的书店和公司按习惯应该用法语起名，但考虑到英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大，再说这个英语词汇来源于古法语，所以就使用了to rouse这个名字。
书店的名字叫to rouse书店，公司的全称叫to rouse国际文化传播公司。
吴东方对我所起的名字极为欣赏，说是既朗朗上口，又很有文化内涵。
他为我物色了一个经营管理团队，共六个人，其中有五个华裔法藉中国人，一个是地道的法国人。
总经理聂振坤是个三十六岁的华裔法籍中国人，吴东方对他非常了解和信任。
这样，一切经营管理就由聂振坤为首的专业团队负责，我这个董事长只是指点大的方向，用中国企业界调侃人的话来说，我便成了甩手董事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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